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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国文化的继续西传及其影响

学术交流2019-03-13 15:26:47

王宪明,胡庆祝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100084)


[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从19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一个大逆转,19世纪以前的两个世纪,亦即1718世纪,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时期,而在此后,中国文化的西传完全停止,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传。但这样的认识与历史事实差距极大。实际上,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固然在大规模“东渐”,但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特别是在1840年到1900年间,中国文化的继续西传并没有因西方的强盛和中国的衰弱以及中外间的战争而中断。相反,中国文化西传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对西方社会的实际影响,都比1718世纪有了质的提高,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19世纪;中国文化;欧美汉学;《论语》英译;《老子》英译

[中图分类号]G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4-0049-09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三个自信”发展完善为“四个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正式提出并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更为坚实的文化和价值观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0-41报告高度重视文化交流,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9。要实现文化自信,开展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其必要前提之一,就是要对“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文化交流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史实要有真确的了解和认知。这就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时代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回观思想文化史和文化交流史研究,则并不甚乐观。有关19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学术界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从19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逆转,在19世纪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时期,而在此后,中国文化的西传完全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传。例如,著名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何炳松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写道:

中国文化对于欧洲影响在十九世纪时代,因有上述种种原因,可说是完全停止了,而西方新兴的物质文化,百年来几有全部侵占中国的趋势 ……[2

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又如何?20世纪40年代,一位著名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马威瑞克教授在不无激情地介绍了1718世纪西方世界的“中国热 ”之后,却笔锋一转,写道:

就在此时,新发生的变化将人们的视线从中国移开。中国本身越来越虚弱,满族即清朝皇帝原来的创业本性早已荡然无存……再后来,鸦片战争削弱了中国,外国乘机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开始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并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变革。从1789年起,西方政治理想主义者就再也不考虑理想的天子、民之父母之类的东西,亦不再考虑秩序井然的半封建的专制社会等级以便使每个成员都有特定的和幸福的职业……古代辉煌灿烂的中华帝国未能提供一个建立理想的共和政体的范式。[3

20世纪80年代末,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在所撰《西方想像中的中国》一书中写道,19世纪的西方也像前几个世纪一样,提出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观点,“但是,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正面形象转为反面形象”[4]。

1995年,《德国思想家论中国》一书中文版出版之际,作者特地写了《中文版序言》。稍微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竟无视歌德、席勒等大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仰慕,作出了以下绝对化的论断:

……欧洲已进入了中古时代的尾期,启蒙时代的思想开始在发展。在摆脱纯中古的宗教思想的过程中,儒家的一些思想在欧洲很受重视,孔子在欧洲也有孔圣之称,而康熙被公认为最理想的统治者……当18世纪中叶法国的卢梭叫出“回返自然”的口号时,中国成为违反自然、腐败、贫弱、卑怯之国。欧洲的工商业越发展,中国的形象也每况愈下了。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思想家(包括德国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文化有可取之处。[5

而另外《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的作者则提出,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是中西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的形象从此暗淡了”。还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更直接把这种所谓的由肯定到否定的变化写到了其著作的标题之中。[6

本文认为,近代文化本质上是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结果,此种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尽管有时会出现交流的双方由于军事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而有所偏重,但偏重并不是绝对的,不能因偏重而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论断,说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就是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文化对近代世界一无贡献。相反,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东渐”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整个19世纪,特别是1840年到1900年间,中国文化的继续西传并没有因西方的强盛和中国的衰弱以及中外间的战争而中断。相反,中国文化西传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对西方社会的实际影响都比1718世纪有了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西方近代汉学机构的设立

19世纪以前,西方只有莱布尼茨等人倡设的柏林科学院和圣彼得堡科学院及罗马教会中有人兼职从事中国研究,几乎没有专门性的研究机构。进入19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现实中与中国的交往日渐增多,为适应政治、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要求,西方各主要国家相继设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团体。[7

英国方面:1825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曾经长期在中国传教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倡议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但没有成功。

英国的第一个汉学讲席设立于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聘请的第一任教授是马礼逊的学生修德(Samuel Kidd, 1804-1843)牧师。作为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修氏于1824年到马六甲,开始学习中文,1827年被任命为马六甲英华书院中文教授,写过不少相当有深度的有关中国文化与语言方面的作品,只不过名气没有马礼逊那么大。1833年,修氏返回英国,1837年被聘为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中文讲席教授,聘期五年。期满,未接到续聘,旋即逝世。[8

英国大学中第二个设立汉学讲席的是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强行割占香港,并迫使上海、宁波、福州等五口对外开放通商,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英国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渴望着这样的机遇,然而,当着这样的机遇真的来临的时候,英国对中国的了解却十分有限,所需的与中国打交道的专家更是极为难觅。在著名汉学家、曾经随马嘎尔尼使团出使过中国的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主持下,伦敦国王学院开始筹设汉学讲席,聘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在中国担任过翻译的费伦(Samuel Turner Fearon1819-1854)担任教授。费氏本人虽未像其同时代英国的其他汉学家那样翻译过中国经典著作,但在他主持下,伦敦国王学院成为19世纪英国最主要的汉学教育基地,该校很多毕业生都被选派到英国远东殖民地,同时也派到中国,担任外交官等。[9

英国第三个设立汉学讲席的是牛津大学。1876年,牛津大学聘请三年前刚从香港归来的伦敦会传教士、曾经在中国传教达30多年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担任首席汉学讲席教授。理氏到任后,一边致力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工作,一边继续他在香港时就已经在中国学者王韬协助下开始的中国经典的英译工作,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等重要典籍译为英文,共成28卷,于18611886年间陆续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经典的权威译本和参考书。[10119-120理氏由此成为欧洲汉学史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家之一,其影响至今不衰。

第四个设立汉学讲席的是剑桥大学,创办于1888年,聘请曾经长期在中国担任外交官的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担任首席汉文教授。此前,威氏已将其一批十分珍贵的有关中国的藏书捐献给了剑桥大学。[11]威氏研究汉学,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长期以来为研究汉学和中国学的西方学者所使用。[12

此外,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利物浦大学和漫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也在此前后开设了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课程,分别聘请曾经随英国海军担任随军牧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担任过英军中文翻译的毕尔(Samuel Beal1825-1889)[1331和担任过英国驻华领事的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13373-374等人担任教授,进行中国语言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法国方面:法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一向是独领风骚,但18世纪以前,法国的汉学研究主要由教会和传教士们在中国进行,法国本土上则几乎没有独立的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术机构。进入19 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法国汉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法国。1813年,在拿破仑皇帝的大力支持下,法国帝国印刷局出版了由小吉涅(Guignes fis1795-1845)主持编篡的《汉语、法语、拉丁语大词典》,又称《拿破仑词典》。这部词典本身的学术价值并不是很大,但它对法国汉学研究所起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在这部词典问世后的第二年,即1814年,法国在法兰西学院设立汉语教授席位,使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第一次成为法国,也是西方世界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首任该汉学讲座教授的是阿贝尔·雷慕沙(Abel Remisat1788-1832)。他一边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写成《汉语语法基础或古文及中华帝国通用语言即官话总则》(汉文书名《汉文启蒙》),一边将中国典籍《佛国记》翻译为法文《法显佛国游记》,同时还从1816年开始受命于皇家图书馆,建立中国学图书目录。雷慕沙逝世后,其弟子之一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接替其职位。像其老师一样,儒莲也是一边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后来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先后主持法兰西学院并兼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等职),撰成《以字词位置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结构新编》(1869-1870),一边翻译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典籍,先后汉译了《突厥历史资料》(1864)、《印度神话故事和寓言》,专门为塞夫勒皇家工厂的陶瓷工人法译了《景德镇陶录》(1856),法文书名《中国陶瓷历史及其制作方法》,又为法国蚕农翻译了《蚕桑辑要》(1860),法文书名《中华帝国古代现代技艺》。此外,他还先后将一批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如《赵氏孤儿》(1834)、《灰阑记》(1832)、《西厢记》(1872-1880)、《白蛇精记》(1834)、《平山冷燕》(1860)、《玉娇梨》(1864)等,译成了法文,大受法国公众的欢迎,儒莲也因此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此后,儒莲的学生之一,即戴韦尔·圣-德尼侯爵接替其职位。德尼侯爵的兴趣主要在中国诗歌方面,曾经先后将《唐诗选集》(1862)、《离骚》(1870)等译成法文。1893年,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继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先后选译了《史记》47篇(1895-1905,五卷 ),《中国三藏中节选之五百神话故事及寓言》(1901-1911),撰写了《中国北方考古考察》(1909-1915)、《泰山:中国祭礼专论》(1910)等。[14366-374

创设于1795年的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校于1843年开始正式开设汉语课程,首任教授是儒莲的弟子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代表作有《(中国)官话分析》(1856),法译汉文文学作品有元杂剧《合汗衫》《货郎担》《窦娥冤》(1838)以及《琵琶记》,并编篡出版了元代中国文学作品篇目。其后继者中,加布里尔·德瑞里亚(Gabriel Dereria1844-1899)和阿尔诺·维西尔(Arnold Vissiere1858-1930)等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分别著有《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1880)和《汉语(北京官话)入门》等。[14366-374

在专门的汉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相继建立的同时,专门的汉学研究刊物也开始出现。1822年,《亚洲学报》创刊,由雷慕沙主编,很快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东方学研究学术刊物之一,所刊论文以西亚、印度、埃及等为主,兼收研究中国之论文。1890年,《通报》在巴黎创刊,专以研究东亚各地历史语言风土民情为目标,所刊论文尤以关于中国者为多。[10104-105

德国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曾经出现过像克拉勃罗德 (Heinrich Julius von Klaproth17881830)、郭士立(K. F. Augustus Gutzlaff18031851)、希伯尔德(Phili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等这样一些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但其汉学机构的设立却相对较晚,直到1877年才在柏林创立东方语言学校,设有华语和日语两部,主要为培养外交和商业人才而设,还谈不上进行高级的汉学研究。19世纪中后期,柏林大学曾经出现过两位汉学大师,一为嘉柏林(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一为葛鲁贝(Wilhelm Grube18551908)。他们先后在该校开设汉学和汉文课程,但校方却没有设立相应的汉学讲座,致使汉学学科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去世后,相关课程中断,著名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等在失望之下,被迫到国外另谋发展。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佛兰克福大学和汉堡殖民地学院等直到20世纪初才正式建立起各自的汉学讲座,使汉学研究成为德国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10106-118

相对于欧洲各主要国家而言,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前、中期才诞生其第一批汉学家,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麦都斯(Medhurst, Walter Henry)等兼传教士、外交官等多种身分于一身的汉学家,但美国的汉学研究和汉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却是十分迅速的。1842年,美国政府出于对华政策的需要,设立了美国东方学会,以传播东方知识、促进东方语言和文学研究为宗旨,于十年后编辑出版《美国东方学杂志》及《美国东方学丛刊》等。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陆续建立了汉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876年,耶鲁大学首先开设汉语课程,在卫三畏主持下,建立了全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室和东方学图书馆。次年,哈佛大学也设立汉语课程,同时设立东方图书馆。[15]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汉学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世界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中心 。著名汉学家马士及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1908年、1918年出版)等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及国际汉学的发展都起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三、中国经典的西译

在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陆续设立的同时,中国经典的翻译介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以《论语》为例,从《全球图书馆联合目录》中检索的结果显示:世界各大图书馆现藏的、晚清时期(18401912年间)出版的《论语》西译版本众多,仅英译本就有18种之多,其中,19世纪出版的有12种,扣除那些虽然出版者、出版时间和地点不同而译者相同的版本之外,18001900年间出版的英译本仍有9种之多。

《论语》英译版本(18611912 

 

再以《道德经》为例。据德国学者Knut Walf统计,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道教的各种著作、小册子共有850种之多,《老子》(《道德经》)等中文道家经典西文译本共有239种,其中英译本79种。而这些英译本中,1900年出版的差不多有10种。[16]另据全球知名图书馆联合目录(OCLC)显示,世界各大图书馆现藏英译本《老子》(《道德经》)中,辛亥以前出版的至少有17种之多(其中8种出版于1900年以前)。

《老子》(《道德经》)英译本(18401911

 

如此众多的英文译本的出现,说明欧美国家对中国文化越来越重视。这种重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其结果在客观上向西方社会介绍了中国文化,扩大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内,西方文化中却很少有哪一部经典在中国出现过如此众多的译者和出版机构争相翻译出版的情况,《圣经》中文译本虽较多,但大都是西方各教会和传教士所译,由中国学者个人所翻译的并不多见。

四、科举制度西传与西方文官制度的创立

过去几个世纪里,处于连续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之中的西方各国,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曾经向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寻找可供学习参考的经验。这一运动曾经在18世纪形成一个高潮,出现了著名的“学习中国运动”,德国的莱布尼兹、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等著名思想家都卷进了这一运动并成为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法国和普鲁士皇帝及皇室中的重要成员也都不同程度地卷进了这一运动之中。但除了中式造林艺术、服饰、绘画、建筑等方面外,制度性的文化虽有所介绍,[17]但这种介绍更多地还处在“仰慕”“观赏”阶段,真正的移植工作基本尚未涉及。西方国家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制度性的移植始于19世纪中期的中英战争之后。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科举考试等制度被系统地介绍到西方,并对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过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国家的官职以世袭为主,财产的多少和门第的贵贱是选拔政府官员的主要依据。而随着近代代议民主制的推行,政党政治成为西方不少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党派背景成为选拔任命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的新的标准,在选举中获胜的党派,往往把己党的重要成员安放到重要职位上。西方人将此种制度称为“分赃制”(patronage systemspoils system)。在此种制度下,国家公务人员的录用和官员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府或政党的财政资助以及在竞选中的出力情况。与此相联系,政府的腐败行为、行政与司法中的循私枉法行为十分严重。

由于上述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先后开始呼吁对之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时,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在本土的长期实施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此种通过公开、平等的考试择优录用国家公务人员的做法无疑有着许多优点。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的这一做法使教育与文化受到普遍重视,它不仅确保了所选官员的基本素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否则,如果没有这种考试,有权有势的世袭贵族就会占据重要职位,皇帝也可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任用私人。[18]同时,通过此种考试录用的国家公务人员不可能专为某一特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服务,因为被录用者来自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阶层。[19

1855年,英国皇室命设立一个独立的“公务员事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负责对公务员问题进行调查并对政府各部门提出的公务员候选人进行考试,以便确认他们是否达到了相应的水平。至1870年,该委员会总结出一条原则:在国家公务员选拔和任用过程中,废除原有的“分脏制”,所有公务员均应通过由该委员会主持的公开的竞争性考试来录用,以确保英国公务员队伍的高水准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统一。此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的做法逐渐制度化,并在主要英联邦国家推广。

美国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国会中提出公务员制度改革问题,但最初的方案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更谈不上有人支持。1871年,国会授权总统制定公务员选拔条例。格兰特(Grant)总统随即任命了一个“公务员问题委员会”负责此事,但18731874年国会却没有为该委员会提供财政拨款,致使该委员会不得不于1875年宣布解散。

1881年,“全国公务员制度改革联盟”成立,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试图逐渐限制“分脏制”,推广通过考试择优录用制。此时恰好一名因希望到政府部门中任公务员而未能如愿的人因心怀不满而将当时的葛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总统刺杀。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于是更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次年秋季的国会选举中,提倡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候选人多被选中。1883年,主要由该联盟领导人起草的《公务员条例》(The Civil Service Act, 又称The Pendleton Act)在国会获得通过,为美国公务员委员会的正式创立和公务员择优录用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同年,纽约州颁布“公务员法”,规定该州公务员的任用必须通过竞争考试来择优录用。此后,通过公开考试来选用公务员的制度逐渐在全美推广。[20

法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相对较早,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时代就已经开始,到19世纪50年代时已经基本结束,不仅成功地引进了考试竞争制度,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设立了一些闻名于世界的专门培养优秀公务员的教育机构,如专门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巴黎)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1795年)以及培养大学教授等人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1794年建立,1845年取现名)等。

德国的公务员制度脱胎于其封建制度。莱因帝国的公务员制度则奠基于1873年颁布的《公务员法》(Civil Service Act)。此外,帝国各邦也各有自己的公务员法规。[20

上述这些发生于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在时间上都发生于中西大通以后,虽然其中与中国的科举制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大英百科全书》这样一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型权威性工具书在有关条目中也没有指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与西方近代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有何关系,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19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初西方一些人士的论述,还是不难看出中西之间在此问题上的相互关系的。

法国著名学者布吕纳提埃尔(Ferdinand Brunetiere)写道: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通过一些哲人,特别是伏尔泰的传播,在法国已经家喻户晓。毫无疑问,法国通过竞争性考试来选拔国家公务员的方案正是来源于中国。[21

英国在由“分赃制”转向考试选拔制的过程中,中国是各派口头常常提到的例子。曾在中国担任领事的密迪士(Meadows, Thomas Taylor18151868),于1847年写成《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纂》(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1856年又写成《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敦促英国政府采用公开竞争的考试来录用公务员,并拟定了一个在英国行政部门中实施此种考试制度的方案。而奉命负责公务员制度改革事务的特韦利安(Trevelyan)和诺斯科特(Northcote)在其《工作报告》中虽很少提及中国,但反对他们的改革方案的政敌则指责他们所拟定的改革方案是从中国引进的。[22]争论中反对派提出,此种考试从理论上说也许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上却未必行得通,因为中国通过考试而选拔出来的官员向以腐败著称,用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官职。而支持者则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借鉴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不能因为中国的这种制度存在某些问题就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制度,而应该根据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而对之有所改造,使之得到完善和发展。[19

美国在改革过程中,反对改革者声称通过考试来选拔公务员的做法不是美国固有的,而是从中国学来的,是外来进口的。公务员问题委员会则在其《报告》中断然声称,该“委员会既无意颂扬中国之宗教,亦不准备礼赞中华帝国之主义。但是,既然当我们所居住的大陆还是一片不毛之地的时候,孔子就已经向其中国人民教授政治道德,其人民已经知书达理,发明使用指南针、火药及加法表,而我们不能剥夺我们的人民使用中国这些发明创造的权力;那么,本委员会就更看不出有何种理由,使我们仅仅因为东方世界中最开明、历史最悠久的政府要求其官员必须通过考试来择优录用这一事实,就有权剥夺美国人民分享此种好处的权利,如果它确实是一种好处的话。”[23

综上所述,在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中,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细心的、不存在民族文化偏见的学者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是应该看到的。

五、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19世纪中国文化继续西传的研究,可知19世纪中国文化仍在对世界发生重要影响。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的东南壁垒,也摧残了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但是,中国文化如奔腾之河流从未间断过。它不仅滋养着岸边从事物质生产的中国人民,也浸润着世界各地寻求文化滋养的人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与包容。正是有这样的特点,才会在19世纪政治、经济相对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仍被各国所接受,并产生着重要影响。

回顾这段历史,讲清楚这段史实,是为了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3中国文化不仅仅连接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更连接着中国与世界。古代中国曾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文化同样曾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111,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将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何炳松.中国文化西传考[J.中国新论.1935,1(3):79.

3Lewis A. Maverick. ChinaA Model for EuropeM. San Antonio, Texes: Paul Anderson Company Co..1946.

4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M.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43.

5][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

6][法]埃蒂安布勒.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M.许钧,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Knud Lundbaek. The establishment of European Sinology, in Cultural Encounters,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M.Oxford: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5:15-54.

8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885-1900,Volume 31, Samuel Kidd”条,London: Smith Elder &. Co.,1892.

9Uganda Sze Pui Kwan: Translation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Mission: The Career of Samuel Turner Fears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JRAS, Series 3, 24(2014), pp.623-642.

10]莫东寅.汉学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

11Obituary: Sir Thomas Wade, K.C.B., G.C.M.G.J.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956(3):288.

12James L. Hevia: An Imperial Nomad and the Great Game : Thomas Francis Wade in ChinaJ. Late Imperial China, 1995162:1-22.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4]程艾蓝.国际汉学(第一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5]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35.

16Knut Walf ed.. Westliche Taoismus-Bibliographie(WTB): Western Bibliography of DaoismM.Essen: Verlag Die Blaue Eule, 1986110.

17]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81-113.

18W. A. P. Martin: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in ChinaJ.North American Review , 1870, III: 75.

19R. H. Graves.Chinese Triennial ExaminationsJ.Overland, 1872,(8:265.

20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William Benton Publishers, Chicago, London, Toronto, Geneva, Sidney, Tokyo, Manila, 1970, Vol. 5, p. 845 and Vol. 21, p. 47.

21W. L. Schwartz.The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1800-1925M.Paris: H. Champion19272.

22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 London, 1955, pp.47, 159.

23House Executive Documents, 43rd Congress, 1st Sess. (1873-1874), Doc. 221, p.24.

[作者简介]王宪明(1961-),男,山东昌乐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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