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旅游攻略交流组

【解读】天津原英租界——维多利亚公园(下)

近代天津2021-01-10 12:21:03


公园这一公共空间自其诞生就伴随着动态的、持续的社会斗争,租界公园在中国更成为中西方冲突的首要战场。租界公园自其在中国大陆诞生之日起就对华人有着诸多限制,也因此引发了华洋之间不断的冲突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问题引起的波及全国的“公园运动”,租界公园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殖民主义禁区与象征,华人不能入园这一事实真正让中国人认识到殖民主义政策的切实存在,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社会冲突中公园的发展与变迁


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是社会互动的特殊形式。公园作为一种公共空间,自其在欧洲产生,就充满着动态的、持续的社会争斗。随着公园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大陆上的移植,其所包含的社会冲突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种冲突来自于不同的种族、性别,不同经济群体以及管理者与使用者之间。维多利亚公园作为天津第一座公园,它的设立也使其成为了反映社会冲突的首要战场。



图1 维多利公园鸟瞰图


《京津泰晤士报》被誉为中国北方外国人的“圣经”。该报在1895-1896年间集中登载了10余篇有关维多利亚公园的文章,展开了以公园为舞台的来自不同方面的社会冲突,同时也记载了社会冲突对公园物质空间的影响与改变。


中西方之间的冲突


近代公园兴起于欧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作为一种政府对民众的福利设施而设立的。但是,这一公共空间在其移植到中国大陆的过程中,其属性发生了变化,正如同中国此时的“半殖民主义”境遇一样,公园(Public Park)变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半公共空间(Semi-Public Space)。



图2 维多利亚公园一角


维多利亚公园设立之初是为了满足英租界内居民的需要,由于其环境优美,并时常有乐队演出或欢庆活动,逐渐吸引了租界以外的中国本地居民的注意。而工部局最先公布的公园条例并没有对华人入园方面做出特殊的规定,只是要求入园需服装整洁,华人需着长袍。随着租界的不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居住在租界内,因此中国本地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矛盾开始不断升级。18957月在《京津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两封就华人入园问题写给编导的信,一位署名为“白人”的读者声称许多租界内的外国人都对华人入园非常苦恼。他希望工部局能够尽可能的保护这块“西方文明”之地免于淹没在不断增长的中国民众中。另一位署名为“一个母亲”的读者也认为非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在公园已经“泛滥成灾”,极大地引起了这些母亲们的恐慌。


依此状况,工部局于18958月发布公告曰:“查本局花园之体原为供西国官商游玩休息之所,而华国官商亦可藉此来游玩。如近来华人观览者有日多一日之势,故西国官商大有地窄人稠之叹。为此特示:自西历(即公历)八月初一即华历(即农历)六月十一日起,凡来游玩之华国人应于前一日由达本局外事房著名同游几人,以使领取准票,届时方可进园,外除者不准擅入并不准携带他人,以示。本园每日下午五点以后华人概不准进园,宜恪守。此谕。


这一条例揭示出中国殖民过程中的不完全性,由于这种外国行政管理的不完整性“相对于正式的殖民地,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及文化的立场。”解释了为何众多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不加犹豫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而这一立场与后期中国精英阶层大力提倡公园建设也不无联系。


除此之外,公告中的“华国官商亦可藉此来游玩”与第一篇读者的署名以及第二篇特别强调的“非上层阶级”亦可以间接看出,此时的冲突并不完全是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冲突,还有阶级之间的冲突。此时公园内所反映的社会矛盾主要存在于西方文明与本土文化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然而随着冲突的不断发生,以及后期因“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问题引起的波及全国的“公园运动”,租界公园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殖民主义禁区与象征,华人不能入园这一事实真正让中国人认识到殖民主义政策的切实存在,并将这一情绪升华至对殖民主义的认识。公园所包含的政治内涵已逐渐超过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公园问题所形成的社会记忆已经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与实践。公园因此成为中西方文化、政治、社会冲突的聚焦点。


使用者之间的冲突


天津的英租界一直是以地方自治的方式进行管理,因此对于租界内公共地块的使用和控制就成为不同社会群体争夺的战场。维多利亚公园的设立体现的不止是当权者与管理者的思想,实质上是多方社会争斗的结果。不同的群体对于空间使用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公园实际上是由管理者与民众共同设计而成的。



图3 丰富的公园空间


维多利亚公园从开放初期就一直是儿童们游乐的场所,但直到1918年才专门开辟戈登堂西面的场地作为儿童游乐场,并放置秋千和双杠,1929年时又增添了沙坑。对于公园的使用功能及服务人群问题在1896年的《京津泰晤士报》曾引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首先是一位署名“还不过时”的读者认为维多利亚公园应该是为男性群体服务的,而公园里尖叫的动物、嘈杂的儿童和奶妈使他烦躁不安,建议将公园改为一开敞而空旷的休息地。他的这一建议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尤其是一些母亲,她们认为孩子们有权在公园里玩耍。之后一位具有“骑士精神”的绅士也站到了母亲们的行列谴责“还不过时”的行为过于自私,认为应该保留这片唯一的绿洲,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改革方案,例如去掉动物园与温室,增加网球场等。这次的争论最终以一位公园管理人员的解释告于段落。他对公园功能区的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并提出公园不仅是成年人的休养地同时也是青少年的游乐场,为公园的性质与使用人群做出定义。



图4 在维多利亚公园中玩耍的儿童们



图5 在维多利亚公园中休息的男性


从公园的实际建造过程可以看出,公众意见与公园的建设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维多利亚公园并不是由某个人设计的,它包含了许多公众参与的成分。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民众将自己的娱乐需要和喜好融入到公园的设计中,维多利亚公园再现了公园及其公众的定义与再定义的复杂过程。

 

结论


纵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维多利亚公园是中国近代租界公园的一个独特类型,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与内涵特质,不同阶段的维多利亚公园被赋予不同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与意识形态。天津维多利亚公园的设立不仅对天津的近代园林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促成并影响了其他租界公园的建造。并且,公园在建造与使用过程中,充满了来自各方面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状,也反作用于公园的物质空间。因此,维多利亚公园不只是一处城市景观,它结合了民族、城市甚至国家意义,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与先驱意义。






作者简介

孙媛: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讲师

天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

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博士后



【版权说明】

本文为原创文章。欢迎转载。但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 近代天津 |

    致力近代天津的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再生

    交流学术思考与研究成果等,欢迎关注


任何建议或意见请直接回复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