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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海风继续吹着维多利亚港

寸渊2021-02-20 08:41:25

当海风继续吹着维多利亚港

        十五年前的四月一日,维多利亚港傍晚的海风吹亮了东方明珠最璀璨的灯火;香港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里,一位身着银灰色西装的中年人站在酒店的第二十四楼,说他想趁此情此景再好好看看香港的真实与虚幻,而后纵身一跃,化作这座城市一抹最绝色的伤口;而十五年后的今天,维多利亚港新建的摩天轮在岸边凝视着来往复返的船只,已经成为了海港上最显赫的城市之眼,多年前曾经鹤立鸡群的文华东方酒店已然被后来拔地而起的高楼湮没,唯有那最无常善变的海风,还在沉默地吹拂着,与有心之人讲述着这繁华旧地的浮沉变迁。

       在香港,从文华东方酒店行至天星码头的渡轮再船乘坐至维港对岸,似乎是怀念张国荣的一条好路线—1977年,20岁的张国荣乘坐天星渡轮由到香港岛丽的电视台参加“亚洲歌唱比赛”,凭借一首《American Pie》获得第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2003年4月1日,他在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第二十四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46年的生命与26年的艺术人生。


       我曾经问过一位香港本地人,“张国荣对于港人来说是怎样一种存在?”,而她只给出了这样简短的回答:“不会再有第二个艺人,会被香港这样宽容,如此宠溺一生了”;位于香港太平山顶的杜莎夫人蜡像馆里,张国荣的蜡像是唯一一位与圣雄甘地、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皇等人的蜡像一起存放在“伟人殿堂”的香港明星;香港大学高马可教授的著作《香港简史》里,张国荣的骤然离世也成为了2003年“非典”愁云最惨淡的标志…这似乎有些悖论感——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当中,歌手、演员这样的“戏子”,是永远在“三流九教”里上不了台面的人物;每年抨击“跟风”怀念张国荣那样“将军墓前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的声音与主流缅怀张国荣的声音一样并不弱小,但是,当我们开始回顾张国荣的一生与那段时期香港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张国荣之所以能在逝世十几年之后还有许许多多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正是因为这个作为香港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的明星,有着与香港最辉煌时期的开始与结束不谋而合的人生轨迹。昔人已逝,个体生命中的悲欢离合至多是世人眼中的过眼云烟,世界总是保持着礼貌的漠然,而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我想,若是要真正缅怀一位曾经在文化影响与其背后的思想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明星,探讨张国荣本身的艺术价值并在基础上进行思考才是更有意义的方式。

       张国荣出生在1956年的香港中环,父亲张活海是这一带有名的服装设计师。作为家中的第十个孩子,张国荣是最年幼的那一个。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张国荣的童年似乎有些孤寂——父亲专注于经营自己生意而疏于细心呵护家人;家中第二年幼的兄长,也比张国荣年长八岁。好在张家算是很富裕的。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重建的困局中为基本衣食挣扎时,张家的各个孩子已经有了自己专门的奶妈。年幼的张国荣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既由于与父母亲人感情上的疏离培养出了艺术家那份对于精神世界的敏感,又因为良好的经济基础发展出了相较于普通市民而言更高层次的上层建筑,为他今后的艺术生涯做好了铺垫。

        

       学龄时期的张国荣中文成绩不好不坏,数学成绩惨淡,而英文成绩则十分优异。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带着青春期对于生长环境的叛逃,13岁的张国荣独自一人踏上了在英国的求学与生活之路。也许是香港开埠以来东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为张国荣打下了基础,十几岁的张国荣在英国很快大量吸收了的西方文化与思想,又同时保持着一个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东方底蕴。那时的张国荣,既和千千万万个英国人一起享受着以大卫·鲍伊为代表的英伦摇滚乐带来的快感,又深深地喜爱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任剑辉与白雪仙为代表的粤剧。

       英国的教育制度扬长避短地成功开启了张国荣的大学道路。高中毕业的张国荣顺利拿到了曾是工业革命技术先锋的利兹大学纺织专业录取,又选择了英国文学作为双学位。这样的选择对于张国荣而言是一种巧妙地结合——父亲是一位为马龙·白兰度这样级别的明星设计过服装的裁缝,张国荣本人又在香港上学时就获得过莎士比亚作品朗读的冠军。大学第一年顺利过去了。按照张国荣本人的说法,如果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大学毕业以后的他应该会成为一名成功的时尚设计师,混迹在先锋艺术发展蓬勃的伦敦或者巴黎等地。但生活并不常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张国荣也不例外。19岁那年,张国荣的父亲张活海在香港突然中风以至半身瘫痪,急急忙忙将远在英国的幼子张国荣召回香港,于是,张国荣也就此结束了大学生涯,回到香港的一间高中做了插班生。这样无疾而终的生活总让张国荣想从“不务正业”当中进行突破,于是,20岁的他拿着奶妈给的钱,乘着天星渡轮去丽的电视台参加了“亚洲歌唱比赛”。


       凭借《American Pie》获得第二名,这样的起点对于张国荣而言并不低;但实际上,从当年的视频录像中能看出,张国荣那时还很青涩。这样的起点也并未给予张国荣一夜之前大紫大红的机遇。香港有句俗语“连张国荣也要捱十年”,用来形容人的成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也正说明了刚刚踏入娱乐圈的张国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厚积薄发时期。1977年获得歌唱比赛亚军之后,张国荣的经济公司安排他发行了两张全英文的翻唱专辑,《I Like Dreaming》以及《Day Dreaming》。这样的选择其实并无不道理—那时的粤语歌坛还刚刚起步,社会主流音乐仍是以英文甚至国语为主,作为普通市民语言的粤语被当成是“下里巴人”的;且张国荣本人英语水平良好,适合演唱英文歌曲。然而这样合适的定位并未给张国荣带来太大的反响;不过,年轻的张国荣当然不会讲自己局限于翻唱英文歌的事业当中。他在为电视节目演唱主题曲的同时,获得了参演电视节目的机会。尽管这些镜头中的片段与后来蜚声国际的《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等作品无法比较,但这段时期却也给予了张国荣磨砺自己真实能力与在娱乐圈拓展人脉的机会。

       1983年是张国荣歌唱事业上的转折点。香港著名填词人郑国江先生将日本女歌手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填上了粤语歌词,交与张国荣演唱。这首重新填词的歌曲就是粤语歌圈内耳熟能详的《风继续吹》。此时的张国荣一改往日清纯的风格,用低沉的嗓音将《风继续吹》当中离别时忧伤的情感体现得恰到好处。凭借这首《风继续吹》,张国荣在1983年度的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上拿到了金唱片奖,并且成功在泰国曼谷开了第一场自己的演唱会。1983年底,张国荣趁热打铁,又发行了一张以他自己英文名Leslie命名的专辑。这张专辑也主要以翻唱日本流行歌曲为主,但当中《Monica》,却让张国荣开始大红大紫,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流行偶像之一。那时的张国荣正值有青春活力的年龄,不少女孩子为他将英文名改成了Monica.


       不仅是歌唱事业,演艺事业上的张国荣也获得了成功。经历过二十多部成绩平平的电影电视剧参演的锻炼之后,当时三个在事业上都处于“衰人”状态的周润发、狄龙以及张国荣与吴宇森导演一起拍出了香港警匪片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英雄本色》。在这部电影里面,张国荣已然不再只是一个只有漂亮脸蛋的青春偶像,而是一个有深度情感和理想化代表的人物宋子杰。此时的张国荣好像是寻找到了一把钥匙,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又继续拍出了《倩女幽魂》以及《胭脂扣》这两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张国荣在获得大众欢迎之后并未就沦为商业化娱乐的普通偶像,这一点在他1988年的百事巨星演唱会当中就能看出来。由于在亚洲娱乐圈获得的巨大成功,张国荣成为了第一位为百事可乐代言的亚洲歌星;1988年的演唱会上,尽管部分人站在商业角度考虑为张国荣安排了许多“动感流行”的歌曲,但是张国荣执意在演唱会中间穿插了以古装电影配乐串烧的环节,演唱了《客途秋恨》、《啼笑因缘》等等粤曲当中的名粹。没想到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大受欢迎。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翻唱山口百惠的《在山的那一侧》为张国荣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将山口百惠视为女神的张国荣也决意像百惠那样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急流勇退。八十年代末的粤语歌坛可谓是百花齐放,无数实力派歌手百舸争流,特别是实力和受欢迎程度都不相上下的谭咏麟和张国荣二人,在唱片销量和各大奖项上的竞争都不相上下。但作为好友的二人,心里自然清楚娱乐圈的沉浮,于是,在谭咏麟宣布不再参加任何竞争性奖项的争夺之后,张国荣也神秘地召开了一次记者会。这一次记者会上,关注者本以为张国荣会发布新歌或者新电影的通知,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张国荣的告别演唱会。


      1989年,张国荣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开33场演唱会,为的是纪念他33岁的年纪。对于明星而言,33岁已经并不算一个小数字。在此之前的张国荣,也或许早就萌生了退意。在他发行的《Salute》专辑里,就翻唱了当时各个地区乐坛的精华作品。香港四杰之一的黄霑曾经说,《Salute》这一张翻唱专辑让他整整听了一个月。33岁的张国荣声音珠玉圆润,略带磁感,虽说不至于“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但却也是他声音处理最好的时期。告别演唱会上,张国荣说,“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以后当有人说起八十年代的歌星有谁时,你们只要还记得我的名字,我就很满足了”。

       虽说是退出了乐坛,但张国荣并没有在影坛中消失;反而这这段时期是张国荣在影坛上大放异彩的时候。《阿飞正传》里的“无脚鸟”旭仔,《纵横四海》里英姿飒爽的阿占,《家有喜事》里古怪可爱的常骚,《东邪西毒》里杀气逼人的欧阳锋,《金枝玉叶》里绅士幽默的顾家明,都是张国荣退居歌坛幕后这一时期内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之中,最可圈可点的,要数在1993年同张丰毅、巩俐等人一同拍摄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一举获得第46届法国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提名以及金棕榈奖,第4届日本影评人最佳外语片男主角提名,第52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66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等等殊荣。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一袭西装的张国荣站在海岸上,悠然地望着远处,好像一切都是那么怡然自得,一切成败都已经了然于心中。但张国荣所饰演的程蝶衣在戛纳电影节上被老天爷给开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玩笑—《霸王别姬》以一票之差错失最佳男主角奖,原因并不是电影水平不够高,而是一位外国评委实在是入了迷,觉得程蝶衣是在是美若天仙,所以把这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最佳女主角”。《霸王别姬》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至今未被超越。电影当中的程蝶衣,也是关于“男生女相”思考的一个出发点。那时开始的张国荣已经开始深入思考了性别这一概念在艺术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相应作用。可以说,《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并非是喜欢上了师哥段小楼,而是在被师哥用烟斗将嘴捅得鲜血淋漓之后,就将自己当成了“虞姬”这一角色,爱上了师哥背后所代表的“霸王”;程蝶衣最后的自刎,也是因为一辈子将自己当成“虞姬”的他,终于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意识到了自己“本事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而最终在艺术上停止了“不疯魔,不成活”的他,失去了生命的维持力量,而后拔剑自刎。

       到了1997年之后,张国荣开始朝向先锋艺术发展。前面所说张国荣是被香港人“宠溺一生”,确实,香港人一直以张国荣为傲,但小市民也并不能褪去小市民的本性。1997年的跨越97演唱会上,张国荣在跨越97演唱会中,张国荣穿着红色高跟鞋妩媚地与男舞伴演绎着性感妖娆的《红》,被许多舆论指责为变态;而在斯人离去之后,性别演绎的艺术价值才被慢慢挖掘出来。

       今日的香港人怀念张国荣,也多多少少有些怀念当时香港流行文化横扫亚洲的意思。如今我们所见的亚洲流行文化早已被韩国的偶像歌手与日本的动漫文化所代替,而经济逐渐发展的中国,大众的想法似乎还停留在宣传在自己国家的年轻人也不太有兴趣的京剧、武术等等方面。似乎在香港流行文化在2003年后逐渐褪去光辉之后,华语流行文化一直处于一个商业与内涵都并不太成功,或者说不及曾经的影响力的位置。然而,我们并非没有优秀的俞伯牙,亦不缺乏愿意并且懂得欣赏的钟子期,但在任何物品与精神都需要进行商业化推广的时代,艺术与文化已经成为了众多生意的一种,服从于消费文化的引导。在此现象之下,任何光鲜亮丽或者阳春白雪的“艺术创造”,也不过只能沦为普遍平庸的代替品。

       张国荣的艺术理念,可以被称作是“‘我’的艺术”。实际上,对于起源于18世纪的美学的批判是因为,任何一种审美都存在于由某一特殊阶级所主导的文化观念中,并动用了社会力量或者是道德观念来对人类进行审美的雕琢以达到于现有统治阶级有利的目的。但从“性”这一主题的探索却是针对审美体系的自我矛盾并且自我解构的反叛。“我”中含有肉体的部分被现有审美体系伴随的政治与思想基础所提供的愉悦感束缚,却时时刻刻进行着非理性的感官与欲望的表达。这就好像,17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对于中世纪教廷极权下愚昧与迷信的反叛,紧随而来强调超越精神思考的浪漫主义运动又是对法国大革命中已然成为新教条的“理性”这一观念的反叛,被李银河教授称为“性学新曙光”的张国荣所带来的艺术思想也是对于长久以来父权社会的一次反叛尝试。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上,他更是接起了一头飘逸的长发。这一场演唱会,实际上是以推动元叙述的手法进行了解构主义观点的阐述。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石《圣经·创世纪》故事上,张国荣通过从讲述堕落天使来到人间开始,在演唱会中间采用展露出代表男性特征的肌肉时面对观众跳舞、背对观众披散出代表女性特征的长发表示了这样一个天堂人物的性别二重性。性别刻板印象本身是不平等与压迫的一种体现,而突破对于这样束缚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寻找自我真实身份的过程。在演唱会的高潮部分,张国荣身着红色的衣服,站在舞台风口任衣衫与长发随着身体跃动的节奏飘舞,象征着由于人间“爱情”所带来的对于生命力量与激情的唤醒。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长久以来迷信神权的批判也为庸俗唯物主义提供了环境,死亡本身所带来的压倒性力量造就了现有社会体系的所有秩序,但这一问题早已在《热·情》演唱会之前的两千年就有先贤进行思考与突破。如同早期教父阿奎那所言“因理性不可思考所以相信”,构建起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思想三个核心内容即是1.上帝存在于万有之前并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2.亚当和夏娃偷吃生命树上的禁果,被逐出天国并将作用于死亡的原罪带临了人间;3.上帝派遣他的独子耶稣来到人间,带替人类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战胜了死亡,在第三日复活升天。对于接受过无神论教育的人而言,“复活升天”这样的说法不过是宗教内容中美好而虚无的幻象,但圣经思想之所以能至今流行,也正是因为它通过超越理性的方式战胜了人类现今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死亡。

       中央电视台曾经将《热·情》演唱会喻为华语乐坛中“最高水平的演唱会”,正是因为张国荣将西方文化中平凡普通的文化元素引进了东方人的世界。自人类脱离母系社会而进入父系社会之后,男权本身对于女性和男性都是一种压迫,性别以及性别表达被社会的需求所规范化;从这一方面的突破,就如同《热·情》演唱会最后张国荣穿着自家的一席白色浴袍缓缓出场时唱着那首《我》所表达的那样,“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有人说这是林夕和张国荣的“出柜之歌”,但实际上这一首歌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性别,或者说性倾向的桎梏,而转向了更加深远的对于生命自然性的探索。通过自我绽放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救赎,就如同张国荣在演唱会最后所说的那样,“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去欣赏自己、去爱自己”。

       又是一年花开的世界,时光的年轮不知不觉转移了十五载。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下的花束已经被纪念张国荣的歌迷堆成了花海,不远处维多利亚港的海风仍然继续吹着,不忍远离。我们纪念,或者说是怀念张国荣,已经更多地从单纯怀念一个逝去的人变成了继续他所表达的艺术精神。我想,随着现代人类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会有更多的人转眼遇见张国荣与他的那份艺术;而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物质至上超越精神 探索与追求,会被永远铭记。或许在多年之后维多利亚港已经成为了一片荒芜,但那见证沧海桑田的海风仍然会向我们倾诉衷肠,指引人类走向最原始的美好。

以及一些关于他的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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