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旅游攻略交流组

期刊好文|一个维多利亚绅士的进化之路——再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进化主题

外语学术科研网2020-07-15 11:03:12

一个维多利亚绅士的进化之路

——再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进化主题

金 冰

摘要:

作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无疑体现了后现代历史想象所具有的实验性与颠覆性等特征,但与此同时,《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及其历史观照又建立在对维多利亚时代风貌逼真而精确的重现之上。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双重性基础之上,聚焦于小说男主人公查尔斯·史密森的自我进化历程,分析福尔斯如何从当代视角对19世纪的进化主题进行重构,并将其置于存在主义语境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福尔斯笔下自由、自我与进化的真谛。

作为“历史编撰元小说”(historiographical metafiction)的代表之一,《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一书无疑体现了后现代历史想象所具有的实验性与颠覆性等特征。小说内容通过一个并非完全可靠的介入型叙述者(intrusive narrator)展开,他以反讽性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自由出入叙事过程,对小说中的人物、故事乃至自己的叙事策略进行评论,揭示小说的虚构性。在第55章,他甚至以虚构的角色身份出现在小说中,与人物展开一场无声的对话,从而使小说的后现代意味达到顶点;此外,小说的多重开放式结尾也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代表特征之一。正是通过使用具有颠覆性的后现代叙事策略,福尔斯(John Fowles)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宏大叙事和男性话语提出挑战,并从后现代视角对其进行解构。


但与此同时,《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及其历史观照又建立在对所谓维多利亚黄金时代逼真而精确的重现之上。叙述者模仿现实主义小说手法对故事的时代背景及物理环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并运用了大量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资料。小说每章的卷首引言几乎全部来自19世纪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作家的创作以及广告、医学乃至社会学报告等文献资料。维多利亚上流社会和底层阶级的生活都得以清晰的呈现,对人物的服装、言行举止以及人物对话的描写都精确地再现了维多利亚风格。


《法国中尉的女人》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经济、科学和社会习俗等进行了全景式描绘,同时对当时伦敦的色情业及司法协议流程等又给予特写式聚焦。尽管福尔斯本人并不认同历史小说的标签,《法国中尉的女人》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但其对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描写及其对传统小说形式的运用既不是单纯的模仿或赞扬,更不是纯粹以不敬或反讽为目的的戏拟或拼贴,而是从现代视角对旧的传统进行的创造性拓展。我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同时体现了沙特尔沃斯(Sally Suttleworth)对英国当代历史叙述的评价,即它们在传达一种关于历史书写的后现代自觉意识的同时,也执着于细节化地再现一个时代的“纹理”,描绘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及审美语境(149)。

小说开篇,叙述者便点明了故事的历史时间,“1867年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法国中尉的女人》1)。男主人公查尔斯与他的大部分同时代人一样,并不知道“那位蓄着大胡子的德国犹太人正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埋头工作;他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所做的研究工作会结出如此辉煌灿烂的红色果实来”(12)。与此同时,通过查尔斯与未婚妻欧内斯蒂娜(Ernestina Freeman)的对话,叙述者将有关达尔文主义的命题引入小说,“你的父亲提出一个大胆的看法:应该把达尔文关在铁笼里,送到动物园去展览,让他和猴子生活在一起”(6)。令欧内斯蒂娜的富商父亲大为不满的显然是达尔文的“共同祖先说”(common ancestor),即所有物种包括人类与类人猿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而无需神的干涉。在大多数维多利亚人看来,这是对人类尊严及重要性的巨大侮辱和挑战。此时距《物种起源》(1859)出版已有八年之久,但达尔文学说所引发的争议方兴未艾。


对于维多利亚人而言,创世说是道德、社会秩序及人类的地位等一系列根本原则的基础和出发点;而进化论将生命视作环境和本能共同作用的产物,毫无计划可言的偶然性的结果,否定终极意义和关怀必然会“在个人和社会中孕育一种破坏性的倾向”(雷切 8)。因此,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矛盾的学说比比皆是。如果说,有神进化论是维多利亚时代宗教知识分子对一个冷漠、盲目的达尔文式世界的折衷式改造,那么面对达尔文思想的挑战和冲击,维多利亚大众更为普遍的反应则是转向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人类中心主义进化叙事以寻求安慰。


在福尔斯看来,维多利亚人最重要的思想特征便是一种双重性与分裂性。小说主人公查尔斯无疑是这种分裂性与两重性的典型代表。在他写给萨拉的信中,他写道,“我自身的一半这样称呼你,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自身的另一半又觉得奇怪,自己对你并没有多少了解,怎么能这样称呼你呢”(397)。而且他还将这种两重性投射到萨拉身上,在他眼中,“她具有一种双重性,一个是夏娃的化身,充满神秘、爱情和深度,另一个是一半狡诈一半疯狂的家庭女教师,来自一个偏僻的滨海小镇”(459)。

小说中,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富商弗里曼先生(Mr. Freeman,欧内斯蒂娜的父亲)以进化和进步的名义对查尔斯提出经商的要求:“在我生活的社会环境里,如果一个人不改变自己——而且要巧妙地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的潮流,他就无法生存”(308)。弗里曼的话带有明显的斯宾塞式进步进化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身处19世纪的查尔斯不可能清楚地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内涵及其对达尔文学说的异化,但查尔斯却本能地感到,弗里曼所描绘的前景如同 “一片单调乏味的大平原”,他看到的“绝不是幸福或进步”(309)。虽然查尔斯已经意识到绅士阶层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前景并不乐观,这使他经常感到自己“就像一块活化石”(312)。在他与萨拉相识之后不久,他就决心冲破绅士阶层陈规旧习的束缚。但是,无论他多么信奉“适者生存”的信条,他都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并未受到威胁。如果一个人必须改变自己以继续生存下去——甚至弗里曼们也承认——他至少应该有权选择适当的方式”。他坚信“人生的意义是不可能在弗里曼先生的商店里找到的”(318)。弗里曼式的带有成功学色彩的进化论令查尔斯感到“有关进化的抽象思想的确令人着迷,但是如果要把它付诸实践,却又像那门框上刚涂过金的科林斯式圆柱一样,显得俗不可耐”(310)。


萨拉米(Mahmoud Salami)认为,查尔斯对于经商的偏见使他拒绝进化,而他的仆人萨姆却懂得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成功地从仆从阶层跻身商人行列,因而代表着一种“生存和进化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拉米认为,“在进化的层面上,查尔斯没有改变或者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52),他被进化抛弃了。


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解读本身就建立在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片面理解之上。正如福尔斯借小说叙述者之口指出的那样:

到了1969年,绅士的确已经成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死亡不是事物之所愿,它……是事物的必然结果。但是死亡的是形体,物质是不灭的。持续不断更迭的形体,我们称之为存在,贯彻这一过程始终的是死后灵魂的某种生活。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最优秀品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完美骑士,朝后面则演化为现代绅士,我们称之为科学家,因为那无疑是历史长河的流向。换句话说,每一种文化,无论它多么不民主或多么平等主义,都需要某种善于自省、道德高尚的精英……(317)


科德(David Cody)指出,“绅士”并非仅仅指代一个社会阶层,这个概念同时还包含一种文化和道德的成分。那些优秀的绅士品质如勇敢正直、使命感、同情心等会以“文化模因”(meme,又译为拟子)的形式传递下去,而这正是英国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的文化进化。所谓“文化模因”是与生物基因相对应的概念,它是语言、思想、观念、信仰、行为等借以传递的文化信息单位,那些得以复制和传播的语言、习俗或行为模式等都属于模因。道金斯认为,在生物学意义上,人只是基因传递的机器,是“自私基因”的奴隶,但打上个人印记的模因,却可以让思想和品质得以传承,通过我们的意识和智能,逃离基因的专制,从而有效地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决定论(转引自刘华杰 171—88)。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超越,在一定程度上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进化论主题与存在主义的自由主题联系起来,也正是这种超越,使得查尔斯一方面有勇气逃离绅士头衔所营造的那个“惬意又安全”的监牢(498),选择了一条布满石头和荆棘的自由之路,但同时又保留了“一种给予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绝不做可耻让步的能力”(498),而这种能力正是查尔斯比萨拉优越的地方。

查尔斯在追求存在主义自由和实现真实自我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将自我与他人或世界相对立。在他因两难的情感抉择陷入痛苦之际,他偶然在伦敦街头碰到一位样子与萨拉有些相像的妓女,并跟随她去了她简陋的栖身之处。但是,酒后疲惫恍惚的精神状态使原本就身心俱疲的查尔斯呕吐不止,并最终放弃了寻求肉体安慰的念头。当这位与萨拉同名的妓女出门为他寻找出租马车时,她尚在襁褓的女儿在隔壁房间不断发出哭声。查尔斯想尽各种办法哄逗这个小女孩,“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拍她的小脑袋……他摸出怀表,把表链从西装背心上解下来,拎着它在婴儿上方晃动……”(343),最终,他把小女孩从床上抱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罗克尼茨(Naomi Rokotnitz)认为,“查尔斯与婴儿之间本能般的联结使他从之前的自我专注和臆想状态中解救出来,迫使他与‘他者’发生关联”(345),尽管这个“他者”只是一个尚未有主体意识的婴儿,但她却代表着一种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的可能,而查尔斯的表现证明他并没有如萨拉一样将亲密关系视为对自由的威胁。


萨特在其存在主义戏剧代表作《密室》里,描写了三个坠入地狱的灵魂,在一间密闭的中世纪风格的房间内,相互敌对、互相侵犯的生存状态。“他人即地狱”就是这部剧中最广为人知的台词。而对查尔斯而言,真正的地狱是“无限而虚空的空间”(344),与婴儿的互动暗含着一种亲密关系的可能,这使查尔斯意识到我们并非孤独地置身于一个充满敌意的荒诞世界、“一个奇异黑暗的迷宫”之中(343)。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对过去和未来的拒斥,只是一种邪恶的、不负责任的遗忘”。他对于时间有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直觉,时间并不是存在主义所说的永恒当下,而是“和一条路的情形一样——在路上,你时时都知道自己曾经在哪里,知道自己可能会到哪里去”(344)。这种对历时性的体验显然与存在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对共时性的强调截然不同。


当查尔斯终于打破内心的顾忌前往萨拉栖身的旅馆并与她发生性爱关系后,却发现所谓失身于法国中尉的遭遇不过是萨拉编造的谎言,而萨拉随后的拒绝姿态更让他陷入痛苦和迷惑之中。查尔斯在大雨之夜前往一所小教堂祷告,以求得心灵的救赎和慰藉。然而,当他凝视十字架上耶稣受难像时,他看到的却是萨拉的面孔。他发现,自己与神之间已经有了隔阂,于是,他在心里经历了一场与耶稣的对话,或者说是他两个自我的对话。


这场自我质询式的心灵对话使查尔斯领悟到,他不能把选择和界定自我的责任推卸给任何人、环境,甚至上帝,耶稣受难并不是为了使人免除原罪,而是昭示着一个新世界“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因果关系,一个新的天地”(392)。他突然顿悟到基督教的真正目标:“不是要颂扬(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野蛮形象,也不是因这样做可以得到某种实惠——可以赎罪——而把它挂在高处,而是要实现一个新的世界,在那新的世界里,被吊着的那个人可以被放下来。在他脸上再也看不到痛苦的神情,而是胜利的安宁微笑;这胜利是靠活着的人奋斗得来的,他们也能享受胜利的果实”(389)。这段描写既揭示出存在主义自由含义的精髓,同时又呼应了格罗根医生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阐释。在与查尔斯谈论《物种起源》的意义时,格罗根指出“这本书是写生者的,史密森,不是写死者的”(173)。也就是说,进化与自然更多关注的是生命,而非死亡。因此,格兰詹宁指出,福尔斯在小说中创造性地改写了宗教叙事,使其世俗化与科学化,同时又使其与存在主义自由主题相呼应(121)。

在一个达尔文主义与存在主义所共同描述的世俗世界中,“并不存在能干预生活的神”,人也只是生命世界的一部分,人的本质与自由需要“依靠我们凭借机会赋予的能力自己去创造”(500)。但若片面地将主体囚禁于自我意识,将自我与他者相互对立,必然将生存引入孤绝的困境;只有通过与他者和世界的善意互动,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无疑是福尔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辩证阐释。同时,这也是对那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进步进化论的矫正。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达尔文主义主题与存在主义主题相互融合。

【声明】本文选自《外国文学》2017年第6期,109—116页。感谢《外国文学》编辑部授权iResearch发布此文。本文版权归《外国文学》编辑部所有。其他任何学术平台若有转载需要,可致电010-88819585或发送邮件至research@fltrp.com,我们将帮您协商授权事宜,请勿擅自转载。